大清的皇帝最痛恨的人群宋代作品皆被认为异端

大清的皇帝最痛恨的人群：宋代作品皆被认为异端

清史中有个独特的现象颇感兴趣，清人笔记、稗官小说经常把兴趣点放到宋代，阅读的重点全放在宋代史上。让人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，觉得宋朝与清朝是差异非常明显的两个王朝，不论政治制度，还是士林风气，都有着天壤之别。因此留心收集了一些宋清对比的史料，无意间却有一个发现：不止一位宋代士大夫都发表过在正统人士看来多少显得有点“出格”的言论，但在宋朝，这些“出格”的言论都受到宽容的对待，立论的士大夫并没有因此受到迫害，反倒在数百年后，当清朝的皇帝读到这些言论时，感到非常愤怒，恨不得将“妖言惑众”的宋朝士大夫抓起来治罪。

北宋元祐元年，太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召程颐为“崇政殿说书”，充任哲宗皇帝的经筵官。程颐没有马上答应，而是上了三道论经筵的札子，提出一个条件：“（臣）所言而是，则陛下用臣为不误，臣之受命为无愧；所言或非，是其才不足用也，固可听其辞避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果太皇太后赞成他的观点，他便担任这个经筵官；如果不赞成，那经筵官一职还是另请高明。程颐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呢？非要这么拽。程颐说：“臣以为，天下重任，惟宰相与经筵。天下治乱系宰相，君德成就责经筵。”即要求太后与皇上承认士大夫非常牛掰，既是培养君德的帝王师，又是治理天下的主体。潜台词是说，皇帝的作用还比不上士大夫哩。

但这句“天下治乱系宰相”，其实也不算是什么“出格”言论，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。宋人认为，君臣“各有职业，不可相侵”，君主是国家的主权象征、仪礼代表、道德模范，君主当然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、最高的权威，但君主不亲细故，不插手具体行政，治理天下的权力应当委托给以宰相为首脑的政府。苏辙说：“臣闻宰相之任，所以镇抚中外，安靖朝廷，使百官皆得任职，赏罚各当其实，人主垂拱无为，以享承平之福。”陆九渊说：“人主高拱于上，不参以己意，不间以小人，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，使其臣无掣肘之患，然后可以责其成功。”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：君相分权，虚君实相。

从程颐最后还是欣然受命的结果来看，朝廷显然是认同“天下治乱系宰相，君德成就责经筵”之说的。但程颐的那句“天下治乱系宰相”，却让后来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别不爽。他专门写了一篇《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》驳斥程夫子：“夫用宰相者，非人君其谁乎？使为人君者，但深居高处，自修其德，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，己不过问，幸而所用若韩（韩琦）、范（范仲淹），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；设不幸而所用若王（王安石）、吕（吕惠卿），天下岂有不乱者？此不可也。且使为宰相者，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，而目无其君，此尤大不可也。”在乾隆看来，臣子若自命不凡，以“天下治乱系宰相”自许，那你将皇帝往哪里摆？你眼内还有皇上吗？

北宋的王禹偁在担任“判大理寺事”小官时，写过一篇《待漏院记》（待漏院为宋代宰相等候早朝的休息室），通篇是一副板起脸来教训宰相的语气，大意是说：宰相如果以权谋私、徇私枉法，就活该死了下地狱。文章最后说：“一国之政，

万人之命，悬于宰相，可不慎欤？”意思跟“天下治乱系宰相”差不多。宋政府认为王禹偁说得很有道理啊，同意将文章抄录在待漏院的墙壁上，“用规于执政者”。但后来的乾隆看了这篇《待漏院记》，又觉得不爽，亲自御制一篇《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》相驳：“谓一国之政，万人之命，悬于宰相，则吾不能无疑也”，宰相不过是君王驱使的工具罢了，别老是牛逼哄哄好不好？“是则—国之政、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，而悬于为君者明矣”。

乾隆推崇的是皇权独裁：“乾纲独断，乃本朝家法。自皇祖（康熙）皇考（雍正）以来，一切用人、听言大权，从未旁假。”他当然不允许士大夫自命为治理天下的主角。但自鸣得意的乾隆一定想不到，清代统治的这一专制本色，恰恰构成了晚清时期的“君主立宪”转型的最大障碍，最终导致革命因为堰塞而崩决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还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让乾隆感到不爽。他叫王益柔，名气没有程颐、王禹偁那么大，以致乾隆将他的名字误记为“王直柔”。那么这位宋朝小人物到底说了什么话而引起大清皇帝的注意呢？这事得从宋仁宗朝的“进奏院案”说起。

庆历年间，“提举进奏院”的苏舜钦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，换成钱存入小金库，然后请了几位同僚与文友，集体去喝花酒，其中便邀请了“集贤校理”王益柔。不想这事让台谏官知道了，宋朝的台谏官是很厉害的，他们认为苏舜钦挪用公款，对喝花酒一事提出弹劾，并展开调查。这一查，又查出了另一宗事：王益柔在喝花酒时，乘着酒意，做了一首《傲歌》，其中两句说：“醉卧北极遣帝扶，周公孔子驱为奴。”在那个时代，这是非常“反动”的言论。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苏舜钦一派的政敌，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，“力言益柔作《傲歌》，罪当诛”。

不过，枢密院副使韩琦很反感王拱辰的上纲上线，他告诉宋仁宗：“益柔少年狂语，何足深治？天下大事固不少，近臣同国休戚，置此不言，而攻一王益柔，此其意有所在，不特为《傲歌》可见也。”暗示王拱辰等人猛烈抨击王益柔是出于党争。王拱辰想将“进奏院案”做成文字狱，但最后案子还是按经济腐败案进行处理：苏舜钦因监守自盗被“除名勒停”，即开除公职；王益柔被夺去“集贤校理”之职，贬到复州当一名税官；其他参与喝花酒的官员也分别被降职。作为喝花酒发起人与组织者的苏舜钦，受到的处分最重；发表了“反动”言论的王益柔得到的惩罚并不比其他人更严厉。但这个处理结果，让乾隆觉得不爽。

这名大清皇帝的意见是：“特宜正王直柔侮慢圣贤之罪，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，则教而不怒”。在乾隆看来，苏舜钦的公款吃喝只是小事一桩，可以原谅，教训一番就行了；王益柔“侮慢圣贤”，才是大事情，才应该重重治罪，你宋仁宗将轻重搞颠倒了，简直不懂帝王之术。

乾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宋代士大夫不爽的大清皇帝，他的父皇雍正，也很不爽一位宋朝人——欧阳修，因为欧阳修写了一篇替朋党辩诬的《朋党论》。要知道，在传统官方话语体系中，“朋党”一直是一个贬义词，跟“朋比为奸”几乎同义，历朝皇帝都对朋党活动深恶痛绝。

然而，宋代的士大夫却开始从正面来解释朋党的政治意义。还是庆历年间，仁宗皇帝与执政团队论及朋党之事，参知政事范仲淹说：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自古以来，邪正在朝，未尝不各为一党，不可禁也，在圣鉴辨之耳。诚使君子相朋为善，其于国家何害？”明确提出朋党既不可禁绝，也不为害。

范仲淹的朋友欧阳修因此写了一篇《朋党论》，来为“朋党”正名：“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”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，是天经地义的。治理天下，也离不开君子之党，“舜自为天子，而皋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，更相称美，更相推让，凡二十二人为一朋，而舜皆用之，天下亦大治”。“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，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”。

大约从宋仁朝开始，不少宋朝士大夫都发表过“朋党论”，除了范仲淹与欧阳修，王禹偁、司马光、苏轼、秦观都写过文章讨论朋党。这里有一个思想背景：宋代是士大夫政治非常活跃的时代，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，士大夫群体普遍产生了“士当以天下为己任”的主人翁意识，并朦胧地意识到士君子们应以政见的志同道合来组成政党、治理国家。因此宋代才密集出现了一系列为朋党辩护的“朋党论”。

尽管皇帝并不喜欢大臣结成朋党，有一部分士大夫也反对朋党，但欧阳修提倡结朋立党的观点，还是受到包容，宋仁宗也没有责斥他。宋人说欧阳修“上《朋党论》，以破邪说，仁宗感悟”，看来宋仁宗还是赞同欧阳修的意见的。不想几百年后，欧阳修之说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。雍正读了《朋党论》之后，特别写了一篇《御制朋党论》相反驳：天尊地卑，君尊臣卑，做臣子的，“义当惟知有君”，思想上必须与皇上保持一样，如果“心怀二三，不能与君同好恶，以至于上下之情睽，而尊卑之分逆，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”。

雍正皇帝还杀气腾腾地说：“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，曰君子以同道为朋。……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，实（欧阳）修阶之厉也。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，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。”恨不得将欧阳修抓起来杀掉。

雍正这篇《御制朋党论》，保存在原始文献雍正“起居注”中，后来史官修《雍正朝实录》时，大概觉得皇上这么咬牙切齿对待一位儒家先贤、历史人物，实在太赤裸裸，有损帝王形象，便将“邪说”改成“异说”，将“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”改成“朕必饬之以正其惑”。算是给皇帝穿上一块遮羞布。

未见识过大清文字狱之险恶的欧阳修假如当时突然醒过来，我想他一定会质问雍正：爱新觉罗·胤禛先生，我们跟你们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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